通常来说，水土不服大都被用于形容某些生物与新环境之间的天然矛盾。但该原理同样能被用来解释技术推广与社会结构。尤其是在非全球化属性占优的古代，某些能被广泛普及的武器，很可能在特定区域无法大量铺开。
这种情况又在东亚地区特别明显。由蒙古高原、西域沙漠和青藏高原构成的天然屏障，塑造了相当特殊的古代社会。也衍生出许多在域外世界所不会有的军事技术现象。
已知最早的锁子甲，出现在欧洲中部的古凯特人聚居区。公元前3世纪，随着部落民的南下浪潮，开始为惨遭入侵的希腊罗马世界所注意。此后，原先以各式亚麻甲居多的后者，就主动捡起了蛮族馈赠。接着依靠武力优势，将锁子甲传播到北非与黎凡特地区。
在亚洲，锁子甲与传统的鳞片甲形成鲜明对比。前者无疑更加轻便，却也容易看似是防御能力不够。后者尽管笨重，却始终为居于社会顶层的军事精英所喜爱。但当掌握熟练技巧的工匠群体迁徙，锁子甲的优势还是很快得到肯定。例如到公元3世纪，萨珊波斯的具装骑士就开始大量采纳，作为传统鳞甲的结合部件。这样既保证了次要位置防护，也降低了整体重量负担。当萨珊军队不断向着中亚和北印度推进，那些同样古老的鳞甲使用者也纷纷开始跟进。
最迟到公元4世纪，早期锁子甲开始从北方十六国区域进入东亚。但因缺乏足够熟悉的本土工匠群体，便难以迅速在战场各头扎根。加上少量采购者能够最终靠贸易直接获取，也就不会在意培养本国山寨。至于遵循传统的下层，也因缺乏购买力而难以非间接接触。于是到公元8世纪的唐朝，锁子甲依然只是突厥等外番进贡的高级的礼物。后世的南北两宋则因缺乏这类护具，只能不断将加重士卒的个人负重，造成战斗持久力和机动水平的不断下降。
不过，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张，锁子甲技术开始在远东有了固定产出。就连原本没有使用的半岛和日本，也在接触后有了数量不一的使用率。当然，相比大部分拘泥于传统的无购买力人群，锁子甲依然是他们用不起而摸不到的洋技术。因此，明朝宫廷近卫军的此类护具，就依然首选靠西域的进贡获取。取而代之的清朝，不仅有着类似格局，也因火器技术的飞速前进而不再那么依仗盔甲。因此，锁子甲在东亚就永远成为了一个不能大规模推广的经典装备。
公元10世纪末期，最初的配重投石机在拜占庭帝国境内出现。虽然此时的东罗马已经只能吃先人遗产度日，却总能在衰退中爆发出闪光点。配重投石机的横空出世，就让传统的人力投石机显得原始落后。
虽然来自东方的人力投石机，并不在射程方面优于更早的希腊罗马式弩炮，却大幅度的降低了工兵所需的技术难度与科目种类。等于是用人力密集型手段，回避了某些技术落差。于是，拜占庭方面也迅速跟进，弥补工匠阶层衰败所引起的军事技术退步。但通过对杠杆原理的更深刻理解，晚期希腊工匠还是能以机械力取代上限不高的人力。从而使投石机的射程、载弹量和发射速率都大幅度的提高，超过了以往的所有工程机械。更让许多基于旧数据设计的坚固城防，因进攻方革新而变得不若以往。
很快，技术水平相当的西欧与世界就同样学会了配重投石机。以至于世界很多地方的城市攻防战，都显得比过去更为激烈和迅速。当蒙古远征军的铁蹄踏入西亚，就将大量掌握专业技能的工匠带到东方。其中，来自波斯的炮兵就向其提供了配重投石机技术，并于13世纪后期抵达远东。通过摧毁襄阳城头的箭楼，让坚守多年的驻军失去了顽抗意志。虽然南宋方面也很快摸索出相关原理，却因为技术层面的各类差距而不能完全复制。仅能制作一些小型样式，装在船上凑合使用。对面的蒙元军队，却能一次次利用射程和威力优势展开不对称轰击。
最终，14世纪末的明军通过俘虏蒙古色目匠人，终于能赶制自己的配重投石机。但当苏州和大都等重点城市陷落后，这个掌握高科技的群体便不再受到青睐。由于尖端技术从未远离过特定人士之手，所以让明朝很快就自动丧失了造炮手法。哪怕前线部队经常需要望着对方城楼哀叹，也无法以重赏临时工的方式完成手艺复兴。一直到更加好用的西洋火炮技术传入，这种缺乏远程攻坚利器的窘迫才稍有缓解。
公元16世纪初，来自西洋的蜈蚣船首次为东亚所获悉。尽管只是古老的桨帆战舰传统，而且是级别最低的福斯塔船，但依然给明朝水师以巨大震撼。因为这种只装有小口径火炮的辅助舰船，竟然能从几十艘敌船的围攻中脱逃而去。
当时的大部分明军战舰也普遍装备划桨，可以在风力不足或紧急作战时，提供必要的基础性动能。但百吨大船的划桨数量，都不如欧式快艇的装配标准，以至于机动力会完全落入下风。形象生动的蜈蚣船名称也来源于此。但小小的福斯塔船毕竟不存在技术落差，得以能让明军根据对方的弃船残骸进行复刻。当2艘本土打造的桨帆船完成测试，其基本性能也大体为明朝官方所了解。但又很快以耗费木料太多为借口，直接选择弃之不用。
事实上，此类装备大量划桨的小艇，全部符合在沿海区域的巡逻或 作战需要。许多欧洲国家的海军，一直将类似装备沿用到18世纪。但明朝自身的许多固有特征，却让如此普世的军备没办法得到普及。例如材料多寡，就让惯于偷工减料吃回扣的官府觉得太不划算。与其将有限的拨款用于几艘小艇，还不如要更多投入建造体积更大的船舶。其中的利益输送关系，无疑比不定期的现实需求更为紧迫。
此外，欧式桨帆战舰的日常运营，离不开专业的划桨手团队。即便是用单人桨的福斯塔船，也需要配备足够的人员和训练。负责指挥的领头人，更是需要一定的实践和经验积累。这些软实力要求，恰恰是明朝当局所不足以满足的。相比之下，用最少的人手操作慢速帆船，更符合精兵简政需求。专业技术人员的近乎为零，也直接限制了大部分新式技术的迅速上手。直到后来的清朝时期，两广海岸才开始少许出现功能类似的快蟹桨帆船。其造型也完全受到欧式船舶影响。
当然，并非所有的高新技术，都不会在东亚的新环境中适应下来。仅以古代军队都非常倚重的骑兵来说，西汉获得汗血宝马与南北朝时流行的具装马甲，就在后来被保留了很久。但它们也都属于脱离本土技术和社会背景的舶来品，很容易因某些变动而迅速沦为无本之末。
因此，汉武帝不惜耗费大量民力换来的西域种马，最终在东汉时期就已泯灭不见。数代北朝武士都不能放弃的具装传统，也因为唐宋之变而迅速陨落。这倒不是说当局忽视此类技能，而是可完全用下一波技术引进加以覆盖。
于是，后人只要看书细心，就不难从三国军阀的骑兵中找到匈奴与乌丸。更可以在唐朝中后期的军队序列中，发现人马具装的回鹘和沙陀。许多急功近利的快捷手段，都让发展本土产业变得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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