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率中央红军在川滇黔边境的广大地域展开了长征途中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在四渡赤水期间，等率中央红军三进泸州，转战古蔺县和叙永县的大部分乡镇，时间跨度54天（1月29日至3月23日），行军总里程6590里。经过课题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初步确定中央红军在泸州境内行军27天（其中古蔺21天、叙永6天）。两进叙永，三进古蔺，在泸州行军21天，居住了18个夜晚。
第一个日夜，1935年1月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泸州，宿古蔺永乐孙家坝。
1月29日，青杠坡战斗失利后，中央红军从贵州土城、猿猴一渡赤水河，兵分三路到达古蔺。
右纵队统归指挥，从猿猴渡赤水河，到达黄荆老林的店子坝。左纵队统归彭德怀和指挥，从土城下游搭设浮桥渡赤水河，到达太平渡。
随中路，由土城取道陶场坝，经川黔交界的古蔺乐用（今古蔺永乐）岩桑沟兴桥进入泸州古蔺，当晚在永乐孙家坝住宿。岩桑沟兴桥是入川第一桥，在桥上，他感慨万分：“我终于踏上四川的土地了！”他又对随行人员说：“你们晓得不？我8年前差一点就到四川来当省委书记了！”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到处搜捕和屠杀革命者，中国从合法变成“非法”，党的活动由地上被迫转入地下。当时，隐蔽在斗争环境极其险恶的武汉，中央紧急疏散、撤离党在武汉的各级组织和党员，拟派前往四川工作。那时候的四川，反动派在重庆发动“三·三一”惨案后，大批人被杀害，重庆地委遭到严重破坏，地委书记杨闇公牺牲，中央决定指派到重庆建立四川临时省委，担任四川省委书记。但是，请求回到自己更熟悉，并且武装起义条件正趋成熟的湖南。于是，中央把暂留在武汉，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筹划秋收起义。1936年在陕北时，对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埃德加·斯诺说：“当时，我说服了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
当晚，等领导人收到右纵队从黄荆老林发来的3封急电。“两日行军放弃小路爬高山，宿营地粮食均少，群众亦跑光，部队是露营，吃粥亦不得饱。”“如此行进，绕道太多，请改变行进路线，不向古蔺以南行进而经古蔺向永宁（今叙永县城）前进。”“2师今晚均在张家山山上宿营，该处只数家人家，粮食亦困难。由猿猴到张家山到马路坝，道路歧极，运动困难，马匹多跌死。”3封电报，汇报了右纵队在人烟稀少、天气严寒的古蔺黄荆老林地区行军困难、粮食奇缺和人马困乏等实际状况。
接连收到右纵队发来的3封急电，等领导人格外的重视，连夜研究军情，当晚回复电报，命令右纵队全部停止前进待命。
1月31日，与军委纵队大部从石夹口出发，经鱼岔向皇华方向前进，到达皇华铁厂宿营。
由于前一天晚上连发3封电报，、周恩来、朱德等连夜开会研判，直到凌晨，才作出决定。鉴于反映的真实的情况和等人获悉的敌情，中革军委凌晨1时再次给复电：“同意右纵队改道向西转移，但应在今（31）日全部通过该地区（古蔺以北40里处）。”
接到中革军委指示后，率右纵队改道西行。黄荆当地老百姓周小林等人为红军牵马，帮助红军经过非常险峻的手扒窝，部队顺利通过黄荆老林，到达宿营地。
当日，干部团留下6名受伤的红军战士在铁厂，交给当地医生李培生医治，团长陈赓去看望伤员。
2月1日，同军委和干部团从铁厂出发，经丫叉（今观文）、养马嘶（今马嘶）、建新、抵达马蹄滩（今马蹄场镇）。这一天急行军穿越古蔺5个乡镇，行程超百里。当晚在马蹄滩油房头宿营。
晚上，朱德对讲了红军先头部队到达营盘山后，虽然行军饥渴却没有采摘群众的红橘充饥，只是没收了大土豪的橘林，留给穷人采摘；又说到，一支红军部队（红五军团）在太平镇走马坝村扯了萝卜后找不到主人，便将铜元放在萝卜窝里，被群众传为佳话。听了高兴地说：“《宋史》言：岳飞军饿死不掳掠，冻死不拆屋。我们朱毛红军的纪律在井冈山是这样，到了总司令的家乡四川也是这样。”
2月2日，随军委和干部团从马蹄滩和马莲堡出发，经上马岭达海螺堡（今叙永赤水镇海丰）。在海螺堡进行短暂休整后，抵达摩尼何家祠堂宿营。
当日，红2师攻打叙永县城，未能攻下。和军委的领导没时间安睡，一直在分析敌情，直到当日24时，才有了初步方案，随即发出《红军军委部署三日行动》：“一军团先头兵团如今日已袭占叙永，则第2师应前出一个团到古蔺路上约15里处派队游击，侦察古蔺敌情，并掩护右纵队全部集中永宁（城）附近；如未能袭占永宁时，则第2师以一个团掩护右纵队全部在永宁下游渡河，转移到老军营附近。九军团应加强后卫警戒。”
第六个日夜，1935年2月3日，宿叙永石厢子肖有恩家，在肖家大院度过除夕之夜。
2月3日，农历除夕。下午5时许，随军委纵队从摩尼出发，经观兴、普兴进驻素有“鸡鸣三省”之称的叙永石厢子，住肖有恩家。
当晚，等领导收到确切情报后，鉴于未能攻占叙永城以及川军不断增援的情况，决定放弃原定通过叙永县城一线转移到兴文、长宁一带的计划。要求各野战军改向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分水岭、扎西、水潦、水田寨地域集结。
除夕之夜，红军没收了土豪的粮食，宰杀了团总的肥猪，与老百姓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晚餐后，与当地苗、彝等各族同胞一起联欢，欢度新春佳节。
凌晨1时，党中央收到中央苏区项英急电，提出“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平定”，并反映中央和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要求中央尽快复电，指示行动方针。张闻天立即来找商量，并提出更换中央总负责人，说博古在遵义会议上受到大家的批评，难以再领导下去了。随即找来周恩来，建议由张天做党的总负责人，并委托周恩来去做博古的思想工作。周恩来连夜找博古谈心，这就是著名的“周博夜谈”。
晚上，、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和博古等在石厢子万寿宫红军总部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讨论中央苏区的行动方针和分工。这次会议，史称“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开至2月5日凌晨才结束，中央以中央书记处名义，“万万火急”向中央苏区回电，指示中央苏区新的行动方针。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由项英、陈毅、贺昌组成，项英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
上午10时后，随军委纵队离开石厢子，经坛厂，向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行进。离开肖有恩家时，付给肖家3枚铜元。在黄坭田中，红三军团选派何宗舟、周守如等红军干部带一批人员和武器扩充叙永特区游击队。
2月5日至13日，在扎西一带活动。中央红军在云南扎西集结之时，召开扎西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进行部队缩编，成立川南游击队。此时，川军在长江沿岸布防，滇军自西向东迫近，中央军自南向北推进。面对新的态势，决定打个回马枪，挥师东进，再入黔北。2月11日至12日，中央红军离开云南扎西，分左、右两纵队回师东进，左纵队红一军团经威信双河进入泸州叙永分水岭；右纵队经威信石坎进至水田寨，再分两条线路进入叙永。
2月13日，随红一军团，从云南威信双河场第二次进入泸州，进至叙永分水岭，夜宿鱼洞沟赵朝春家。
当日21时，军委对14日行动作出安排：“第一军团应进到营盘山、白沙地带，向永宁方向严密警戒。第三军团仍取与薛敌之追剿队两个团遭遇的姿势，并准备于15日袭取古蔺城。”这是红军第三次部署拟占古蔺城，之前的11日、12日在扎西境内时，就曾两次部署拟占古蔺城。
2月14日，随红一军团经枧槽沟进至营盘山宿营。离开鱼洞沟时，给了房东赵朝春2枚铜元。
晚上，、张闻天、周恩来等在营盘山召开会议，研究讨论中央红军回师东进、重返贵州的行动方针和宣传鼓动问题。23时，军委正式决定放弃攻占古蔺城：为争取迅速渡过赤水河东岸的先机，决放弃袭击古蔺城周（浑元）敌追剿队之两个团。要求各军团抵达目的地后，秘密调查由各当前直赴二郎滩至土城一段的渡河点及平行路，并准备东进。
2月15日，随红一军团，从叙永营盘山出发到达麻线堡，与取道摩泥（尼）、黑泥（尼）哨的军委直属队一部在麻线堡会合后，行进到白沙场（今双沙镇）。与张闻天、博古住在鱼塘湾。
2月15日至16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等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人在白沙场崔家祠堂召开重要会议，史称“白沙会议”。
一是部署二渡赤水。20时，正式下达《二渡赤水河行动计划》。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部为主要作战目标，分三个纵队先由林滩经太平渡至顺江场地段渡过赤水，然后向桐梓地域前进。
白沙会议部署二渡赤水，解决了提出的“打个回马枪”，怎么“打”、从哪里“打”等具体问题。二渡赤水后，红军急行军长途奔袭，兵不厌诈，循原路重返遵义，在5天时间内，攻桐梓，克娄山关，重占遵义城，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
二是研究筹粮工作。领导们一直为粮食给养问题发愁。贵州粮食缺乏，如果不提前解决粮食问题，红军到达贵州后，会面临后勤给养不力的局面。深夜23时，以朱德名义发出《关于筹粮的通知》。要求各军团在现驻地准备好五至七天预备米粮，到达渡河点时应带足七天预备米。特别强调，在筹粮时，要注意维持群众纪律。
2月16日，仍住白沙场。继续召开白沙会议，并形成多项重要会议成果：
一是对红军的作战方式来进行了调整。当天，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名义，发布《告全体红色战士书》，特别强调：“红军一定要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红军必须打运动战是一贯的指导思想，其实质是灵活机动、随机应变，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
《告全体红色战士书》统一了红军的思想，也在意志方面鼓舞了红军的斗志，更是将运动战的意义和要求再次明确，是红军取得四渡赤水战役胜利、实现长征伟大会师和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关键文献。习在2016年9月视察遵义时指出：“毛主席用兵如神，真是运动战的典范！”
二是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当天，以总政治部名义发出《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的政治工作指示》，强调：“自遵义出发后，由于疲劳、给养不足，政治工作都表现得薄弱、不深入、不紧张，不能灵活地在战斗环境中进行。”“这种政治工作的严重弱点，要迅速地有大的转变。”“以最大的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内，在最薄弱的连队建立党支部。更加精神奋发，更加紧张，更加敏捷，更加团结与勇敢。”特别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
三是部署全国红军“呼应作战”。中午12时，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向全国红军发出《改变渡江计划创造川滇黔边根据地》的电文。指出，中央红军原定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月20日电）的目标，因川军沿江严密的《改变渡江计划创造川滇黔边根据地》的电文。指出，中央红军原定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月20日电）的目标，因川军沿江严密的防堵，已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故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要求全国红军“呼应作战”。
四是强调加强党内团结。下午4时半，周恩来副主席召开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形成了《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决议案》。《红星》报全文刊载了这个决议案，要求“全党同志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领导全体红军战士在广大的运动战中，争取伟大的胜利”。
经过红三军团驻地（回龙场）时，传达《遵义会议决议》，鼓动二渡赤水。说：“同志们，十几天前，我们在土城战斗中没有打赢，伤亡还很大，主要是没有把敌情搞清楚，拳头不硬（没有集中兵力），责任在我们军委，不怪下面。这一次，我们再不吃那种亏了，吃一堑长一智嘛！现在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再渡赤水，消灭王家烈，打回遵义去，誓为死难烈士报仇。”
当晚，在红一军团直属队排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着重指出：五次反“围剿”的单纯防御路线，短促突击，分兵把口，不让敌人进占苏区一寸土地等，都是错误的。“反攻”以来这个错误还在发展，变成退却逃跑，叫做“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跑”，这也是错误的。
当天，王耀南率工兵连赶到太平渡架设浮桥，亲自指挥架桥。太平渡百姓捐献自家门板、楼梯帮助红军架浮桥。
2月19日，随红一军团从走马坝出发，中午时分抵达太平渡，在荣盛通盐号休息。当即召开会议，听取红一军团首长关于二渡赤水的安排，一起讨论制定20日野战军的行动，确定了野战军分两路及所取的路线；因处于各方均有敌的河谷中，允许红一军团只可召开1个师的干部会，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另1个师警戒。下午，随红一军团首长，从太平渡乘船渡过赤水河进入贵州。
当天，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收容工作的训令》：对掉队落伍的老弱重病者，应当妥为安置在群众家中，并要鼓励他们做地方工作。
2月19日至3月15日，在贵州地区活动。3月4日，中革军委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为政治委员。3月5日，前敌司令部以朱德和名义签署作战命令，标志着同志自1932年宁都会议被撤消红军总政委职务后，首次以公开的身份指挥红军作战。3月中旬，成立由、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第十六个日夜，1935年3月16日，三渡赤水河，宿古蔺庙山（今茅溪镇庙林村）。
3月15日，鲁班场战斗失利后，红军连夜向茅台方向转移，寻求新的机动。3月16日，与军委纵队由茅台三渡赤水河，第三次进入泸州，进驻川黔交界的陈胡屯、庙山地域，当晚住庙山。
其他部队仍驻贵州，红一军团、红五军团驻茅台，红三军团驻仁怀，红九军团驻桑树湾。当日18时，军委下达《三渡赤水河行动计划》：“我野战军决于今16晚和明17日12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要求各军团过河后隐蔽休息。
3月17日，与军委纵队从庙山出发，经水口寺抵达石宝寨（今石宝镇）。当晚，在石宝寨宿营。
红一军团从茅台渡口三渡赤水，经三元场、驻马店抵达古蔺土城镇趱营台（今赞台）和改路沟一带隐蔽宿营。红三军团分军从草帘溪和鄢家渡三渡赤水河后，进入古蔺县境水口镇天府村和石宝镇的石口村。红五军团、红九军团仍在茅台及赤水河上游沿岸一带作断后掩护转战。
断后的红五军团经茅台渡口渡过赤水河，当晚在卢家坪宿营。红九军团当晚在草帘溪宿营。至此，红军全部“三渡赤水”进入古蔺境内隐蔽。
同日，3架敌机低空飞至九坝村长坝槽轰炸，90多位红军战士壮烈牺牲。经军委同意，在警卫营机枪连连长叶荫庭指挥下，用改造的4挺高射机枪组成对角交叉火力网，用85发子弹击落军飞机1架。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慰问表彰机枪连。
3月19日，与军委纵队从两河口出发，经水田寨抵达大村上街，在板桥石罗家大院宿营，并召开会议研究四渡赤水河的作战计划。据罗家老人回忆，当晚罗家大院院内灯火通明，院外哨兵林立，院墙架上有天线时，等向各军团发出命令，要求次日（20日）停止活动，原地隐蔽待命。当日，在长坝槽被敌机炸伤的30名红军战士，随军来到铁厂杉树坪，由李培生医生医治。铁厂杉树坪被当地人称为“树坪红军医院”。
3月20日，、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在大村秘密谋划军事行动，并作出了四渡赤水战役中很重要的系列军事决定。
当天早上，党中央和总政治部发出电令：“我军西进不利，决东渡，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发展的严重紧急关头，各军团首长要坚决与迅速组织渡河，务必做到限时渡毕”。红军已经到了“严重紧急关头”，临机决断，两次部署疑兵，伪装主力，迷惑敌人。当日15时，指示“一军团应留一个团在镇龙山，今日向古蔺游击惑敌。”当日17时，再次指示：“为迷惑川、滇敌人起见，一军团主力在镇龙山应留一个团，并派队逼近古蔺方向之敌游击，伪装我主力西进。”接到命令，红一军团以一个团，奔袭镇龙山、佯攻古蔺城，摆出北渡长江的架势，迷惑敌人。同时，军委派三局局长王诤以“单人单机”担当疑兵电台，在古蔺城附近发报。侦察到的信号，都是从古蔺城发出的，认定红军确实“西窜”，必过长江无疑。
得知红军将要再过长江信息的蒋介石急忙命令川军、滇军、黔军和中央军向古蔺“追剿”，称“以如许大军，包围该匪于古蔺狭小地区，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勉之勉之”。
见蒋介石大军上当，、朱德等向隐蔽在赤水河边休息的红军各军团发出《我军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要求：“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向东。”总政治部特别强调：“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足以表明当时紧张与急迫的情形。
3月21日，朱德率军委纵队经大岩口、石板滩、太平渡到达九溪口，从九溪口渡口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从鱼洞沟出发，经麻柳滩过古蔺河，再从老鸹沱渡口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至此，结束了在泸州21天18个夜晚的行程，告别泸州。
离开泸州后，3月22日至23日，担任后续警戒的红五军团、红九军团还在古蔺境内活动，直到3月23日才从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第四次渡过赤水河。中央红军从一渡赤水（1月29日）进入泸州到四渡赤水（3月23日）离开泸州，转战时间跨度长达54天。
供稿：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课题组（组长：程少华；副组长：王健、周琴、潘应清、黄伟；成员：马小涛、唐慧、田时亿、姜继洪、郭艳林、刘静；执笔：王海清、刘竞涛）
